李越然（1927-2003）

著名翻译家，曾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担任主要俄语翻译。1965年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务部副部长，1979年任副院长。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苏友好协会理事。

　　李越然先生长期负责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报告或文件中俄文互译的审订工作，包括：国庆五周年文件、中共八大文件、国庆十周年文件等。

李越然（右二）随周总理、贺龙副总理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

　　参与了《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4卷的翻译和定稿。先后翻译和审订俄文政治、经济著作30余万字。撰有《口译理论基础》等口译理论文章，引领我国口译研究。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阎明复曾评价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新中国的俄文翻译界中，李越然的光辉经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和他相匹敌的”。

 新中国首席俄语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李越然先后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等部门担任翻译工作，在许多重要国际活动、会议中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主要俄语翻译。由于李越然翻译精准，因而成为领导人对外交往的重要倚仗。

毛主席签署《共同宣言》，中间站立者为李越然

　　1957年10月在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前夕，毛主席曾对李越然和李银桥说：“这次跟我一道出去，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你们也算得上是哼哈二将了。”1957年4 -5月，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华访问，李越然担任主要翻译。毛主席对李越然说：“伏老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

毛主席访苏时与李越然（右一），李银桥（左一）及前驻苏大使刘晓合影

　　曾给毛主席担任过翻译的人都知道，毛主席讲话常常是从历史讲到现代，从文学艺术讲到科学技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翻译毛主席的讲话是很困难的。

　　在1957年莫斯科举行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国际形势，即东风压倒西风；二是团结问题，用了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的比喻。讲话中引用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和成语、俗语，李越然都当场比较准确地做了翻译。会议结束不久，就发现西方媒体对毛主席的话加以歪曲、添枝加叶，然后进行攻击。

李越然（左四）随同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在天安门城楼上

　　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要求核对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录音，经过反复核对后大家认为李越然的翻译基本上转达了毛主席的本意，没有差错和遗漏。杨尚昆感叹道：“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李越然的翻译能达到这个水平实属难能可贵。”

中苏关系亲历者、研究者

　　李越然见证了新中国与苏联关系演变的全过程，其所著《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中苏外交亲历记》，收录了20多年翻译工作中亲身经历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对领袖们和各色人物详实的描述，对各类事件的精准叙述，成为研究中苏外交关系的重要依据。他在数十年的外事生涯中，为促进中苏、中俄友好做了大量工作。

　　1995年，他荣获叶利钦总统授予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奖章；1999年，荣获中俄友好协会颁发的“中俄友谊纪念”奖章和俄中友好协会颁发的“俄中友谊”奖章。

　　李越然不仅是造诣深厚的俄文翻译家，更是一位认真思考国内国际问题、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他在1984年审校了《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工作问题》、1985年自译并校订了《苏联经济：成就、问题、前景》等。在各种会议和座谈会上，他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对中苏两党关系的发展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多篇关于中苏外交的研究和回忆文章，包括《回忆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回忆给毛主席当翻译》《新中国外交首次轰动西方》《毛泽东城楼之上论乾坤》《我为毛泽东作俄语翻译的日子》《最难对付的是周恩来——红色外交家在日内瓦》《邓小平舌战莫斯科》《邓小平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毛泽东宴请赫鲁晓夫》等。

口译理论研究带头人

　　李越然不仅是一位口笔译皆精通的翻译家，而且还是口译理论家、教育家。他是我国翻译界最早提出开展口译研究和口译标准的学者之一，是口译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

　　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894-1983年来我国译学有代表性的各种重要论文总计114篇，涉及作者60位，但其中仅有3篇有关口译的文章，其中就包括李越然的文章。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口译的理论著作《口译理论概述》（二外法语教授鲍刚著）在介绍中国口译研究时称李越然先生是国内口译理论研究的先行者。

 　　李越然先生在自己多年的翻译实践基础上，把口译工作理论化、系统化。早在1980年他就在《谈谈口译工作》一文中指出，口译工作既有客观从属性又有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处理好这两者关系非常重要。文章分析了口译工作的特点，还提出了口译标准的问题，对年轻口译工作者起到了指导作用。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翻译学的论著，如《建议开展口译工作的研究》《口译方法和技巧》《论口译的社会功能——口译理论基础初探》等。

　　李越然先生认为在严复“信、达、雅”的笔译标准上，口译还需要加一个“快”字，可以把口译质量标准立为“准确、通顺、及时”，即“准、顺、快”。“准”即忠实于原语的思想内容及特定情境下的感情；“顺”即译语形式应符合中外语言的各自规范，并同发言人的语体风格基本保持同一；“快”就是表达及时，而不是任意加快语速。口译绝不是越快越好，作为要求应该是在“准”和“顺”的基础上做到及时表达。

　　在1997年出版的翻译百科工具书《中国翻译词典》“口译”词条中，把李越然提出的“准、顺、快”作为口译质量的标准。可见李越然先生的口译理论在我国翻译学术研究中占了一席重要地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整理人：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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